数据显示，头部猪企中，牧原股份2020年出栏目标为1750-2000万头，2021年出栏量将达到4000-5000万头;温氏股份2020年出栏目标为1200万头，2021年的出栏目标为3000万头;正邦科技2020年出栏目标为1000万头，2021年出栏量将达到2500万头;新希望2020年出栏目标为800万头，2021年出栏计划为2500万头。也就是说，仅牧原、正邦、温氏、新希望4家企业加起来，2021年的生猪出栏目标就高达1.3亿头。

　　而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10月份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生猪存栏量达3.87亿头，产能恢复到2017年的88%，而2020年11月份数据显示产能已恢复到90%，生猪存栏量则已达到3.96亿头，根据全国生猪产能将决定下一年的生猪出栏量来计算，预计2021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可达4亿头左右。以此推算，这四家头部猪企2021年的出栏量将占比全国出栏量的32.5%，规模化集中度可见一斑。农业农村部相关人士也表示，“我国一大批高水平的规模猪场快速崛起，预计2020年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能够达到57%左右，比2019年提升4个百分点，大大高于常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

　　虽然目前我国生猪产能恢复较快，但这并未影响产业资本加大生猪产业投入的力度。2020年12月29日，华统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与绩溪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拟在绩溪投资约10亿元。此外，该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在绩溪成立全资子公司完善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2020年12月30日，天康生物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1亿元用于仔猪繁育、生猪育肥和补流。万科也表示，目前养猪业务已经落地，正在顺利推进中。

　　根据养猪头部企业的未来发展规划，预计经过五年左右发展，到2025年左右，仅温氏、牧原、正邦、正大、中粮、新希望、天邦、双胞胎、德康、海大、唐人神、傲农、京基智农等13家猪企，出栏目标合计就高达2.94亿头，13家的市场占有率也将达到2025年的42%。

　　生猪产业集中度的提升，给生猪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首先，伴随着生猪产业集中度的提升，2021年1月8日，生猪期货终于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猪企从此有了套期保值工具。众所周知，生猪养殖产业是周期性行业，价格波动剧烈，急需生猪期货提供套期保值。然而，相当长时间内，虽然业内呼声不断，但生猪期货却千呼万唤难出来。原因无他，用什么作为生猪期货交割标的，是个难题。而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不仅让生猪养殖企业具有了规模效应，也让生猪养殖迈入规范化和标准化时代，这就为生猪期货选择生猪活体作为交割标的创造了条件。

　　近日，大商所生猪期货合约及相关实施细则正式发布，生猪活体已正式成为交割标的。之所以选择生猪活体，据大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大型规模化企业养殖的生猪品种基本均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瘦肉型猪，实行品种、饲料、兽药、技术服务、销售五个方面统一供应和管理，实现了生猪养殖过程和出栏质量的标准化。同时，相比生猪，产业链其他产品如冷鲜白条猪肉(猪胴体)、分割猪肉及价格指数等目前均受我国生猪现货实际情况影响，暂不具备上市期货条件。因此，大商所选取生猪活体作为期货交易标的。而在交易、交割单位设计上，大商所参照期货市场设计习惯和生猪现货市场特点，将生猪期货交易单位和交割单位都设置为16吨/手，约合生猪135头，相当于现货贸易中主流的9.6米三层运猪车一车的运输量。该交易和交割单位大小贴近生猪现货贸易习惯和运输实际，更便于养殖企业参与，可有效服务生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套期保值需求。

　　其次，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也便于商业银行对规模化养猪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更好满足生猪养殖企业的融资需求。尽管目前头部猪企大多是上市公司，融资渠道较多，但银行贷款依然是生猪养殖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金渠道。其实，从头部猪企动辄几十亿元的投资规模看，要让项目顺利实施，显然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而较之传统的生猪散养方式，目前生猪养殖的高集中度，可以让商业银行更好地对接规模化养殖企业，通过推进生猪活体抵押贷款、圈舍抵押贷款等贷款品种，破解养猪企业贷款“抵押难”。

　　再次，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的提升，还便于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产业链融资，借助产业链融资，缓解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每一个大型养殖企业的上下游都云集了相当数量中小微企业，包括养猪大户。很多小微企业或养猪大户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有了产业链上核心企业的担保和帮助，不仅银行愿意投放贷款，小微企业和养殖大户，也可以借此获得所需资金，信贷资金可以由此渗透到产业链上的“神经末梢”或“毛细血管”中去，进而润泽整个产业。对核心企业而言，畅通了产业链，紧密了上下游客户之间的关系，对其自身发展也非常有益，对稳定生猪生产、增加养殖户收入，特别是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是意义非凡。

　　当然，生猪养殖产业集中度的快速提升，也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甚至出现头部猪企之间的价格“共谋”，这需要有关方面通过政策杠杆的调节，营造出既有“大树”，也有“灌木”，更有“小草”的共生共长的良好生猪养殖生态环境。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